3月25日，上海、深圳不約而同出爐堪稱“史上最嚴樓市調控新政”。其中上海規定，二套非普通住宅首付比例提高至70%，非滬籍人士購房繳納個人所得稅和社保的年限從原來的兩年提高至五年及以上，且須“已婚”。
一線城市及部分二線城市，因投機性資本進入、本身庫存不高等因素緻樓市過熱，引發金融市場風險，确實必須調控,但調控的對象究竟是什麼也顯而易見，一是禁止房産商與中介為購房者提供杠杆支持，二是收緊房貸放貸比例。這兩項措施都屬于市場調控的範圍。如果能夠切實落到實處，就可以有效控制風險。誠如不少學者所言，調控市場，政府應多用市場的杠杆，少用甚至不用行政杠杆。
一線樓市“過熱”，追根溯源還要溯及2015年3月底國家出台的“330新政”：二套房首付款比例調整為不低于40%；使用住房公積金貸款購買首套普通自住房，最低首付20%；個人将購買2年以上(含兩年)的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免征營業稅。也正是從那時起，中國樓市終于從蕭條中逐漸複蘇、回暖，而其表現就是一線城市房價節節攀升。去年12月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将“去庫存”列入2016年“五大經濟任務”，并明确指出：“取消過時的限制性措施”。
應該說，中國樓市回暖，這一局面“來之不易”。個别一線城市樓市“過熱”，調控勢所必然，但也要清醒認識到中國樓市的脆弱，謹防幾悶棍把樓市打趴下，從此一蹶不振，這是有前車之鑒的。盡管調控隻在幾個一線城市及個别二線城市實行，三、四線城市不受調控影響，但一、二線城市的調控勢必影響到三、四線城市購房者的心理預期——房價未來的走勢是人們決定是否購房的關鍵因素，如果他們感覺前面會有一個“調控”等着，恐怕他們将裹足不前。調控要适度，避免用力過猛，誤傷“去庫存”這個主題。